是随波逐流。反正事物总有不同的方面，认识总会有对立面，实际的问题总要解决。

    于是，他还是尽量保持冷静，保持独立的思考和见解。他在研究计划工作时，不断地、一再地提到：

    “国家计划委员会心要热，脑子要冷。”

    “经济形势是大跃进。而现在是数字跃进，措施没有跟上。十七个部的政治气氛够了，但具体措施还不够，计委要协同各部把注意力放在研究措施上。”

    “这个期间，要把消极、困难方面考虑一下。”

    “资源、技术力量、资金、设备、物资都比较紧张，要深入地摸，认真研究。”

    “搞1959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要分期成和必成两本账，取其低，争取提前超额完成，这样主动。”

    “工农业指标初步定下来后，要围绕这些数字进行重大问题的研究：重大项目有什么薄弱环节，工业地区的分布问题、地质资源的问题，机电设备的配套能力问题，财政、外汇、材料、物资的平衡，劳动力、积累、消费等都要具体安排。”

    “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要考虑重点和一般的问题，局部和全部的问题。单纯从钢来看，可以搞到6000万吨，但全面看又有问题。资源40—50%还要找；投资不落实；技术力量，劳动力还要规划；最大的问题是设备，一是电，二是重型（设备），矛盾很突出。电要上去，铜、铝又不足。原材料和设备须要好好摸。部门定了，还要考虑地方的问题，看看地方平衡如何？从四面八方看，可以看出问题。”

    “安排第二个五年，特别是1959年计划指标，要考虑平衡下来有什么问题？1958年生产预计完成的情况要很好地摸，可能性到底如何？生产能力究竟能达到多少？按1958年能够完成的量来看，铜、铝、发电、设备、机床、酸、碱、焦炭、橡胶等供需之间差距仍很大，这样，1959年的基建就要多上新增能力，这与投资又有矛盾。而要保1959年产量，今年下半年就要安排一些能力，又不仅牵涉到投资，也还有原材料、技术的问题要解决。明年钢材即使满足了数量，规格、品种也还不能满足需要。……这些都需要从措施上加以研究解决。”

    他还多次提到矿业、煤炭、发电装机能力、酸、碱等化工的配套；木材、水泥等生产及劳动力安排；运输的紧张，地区的平衡协调，基建生产，生活问题，时间措施的安排；机械工业的配套等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和意见，并在向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反复进行了说明。

    陈云等领导非常重视贾拓夫提出的意见，曾明确讲过：明年计划成不成，关键还是在材料问题上。铜、铝、钢材品种，时间赶得上赶不上？铜落空，发电机组就落空，四大皆空，是个大问题。

    还说：从实际情况看，反映出1959年任务并不轻松。材料、设备、运输问题严重，建筑能力也严重。铁路、交通是个大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不好办，计划会落空，看来来年的计划窟窿很多！

    实际的这些情况，预示着1958年的跃进可能带来经济的全面紧张。但是，这些具体问题还只是在经济工作的一部分领导层中议论，到达不了也无法影响到最高的决策层。不仅如此，问题还在加剧发展。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钢产量要翻一番，达到70万吨。贾拓夫认为有问题，他找宋劭文、廖季立等经过认真核算，一致认为，1958年1—8月份在跃进的推动下，只生产了500万吨（几乎相当于1957年全年的生产量），要在后四个月再搞出600万吨，实际是不可能的。而且按此指标实施，会给其他行业和经济全局带来很大冲击。但是，许多人听不进他们的意见，自然也就无法作为一种意见送达毛主席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