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都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首先是苏军5月2日攻克柏林，9日攻下布拉格，井以这天为胜利日。法西斯残余势力也被迅速扫清。这预示着东方的战争也到结束的时候了。我们党的“七大”从历史角度看，是最适时、最从容不迫、最有成效的大会，它为迎接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5月9日欧战结束至8月9日苏联出兵我国东北、内蒙和朝鲜，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内，苏方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外界也未曾看出苏联军事行动的任何迹象。我们只是在苏军进入东北同日军打响以后才知道苏联向日本宣战了。然而我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仅对这个时机抓得紧，也利用得十分巧妙。这期间，毛泽东精力十分充沛，日夜操劳，不知疲倦。党、政、军各级干部也表现了极其高昂的斗志。大批大批的干部从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出发，利用一切交通工具和各种方法，而基本上是用两条腿奔赴前线和东北各地区，不仅要赶上接受日寇投降，还要赶在国民党飞机、车船的前头，我们也确实赶在了他们的前头。

    苏联由于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并与之签有协定、条约等，又在国际会议上承担了义务，所以极力避免同中共和八路军发生任何正式的往来关系，即使在日本投降以后，也保持了这种态度。还根据他们同美、英的协定，对我党施加压力，“劝”我们同蒋介石合作“维持国内和平”，“共同建国”。国共和谈之前，尽管苏方发誓在国共谈判时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以及离延、返延，都没有任何一个苏方人员露面，在延安的情报组人员也未发表过任何意见，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日本刚一投降，孙平等人就急于回国，但莫斯科要他坚持到10月底，可能是为了观察重庆谈判的动静。但据我所知，党中央和毛泽东没有同他们谈这方面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苏联驻重庆大使馆知道得既早又详尽之故。

    孙平要赶在十月革命节前回到莫斯科。10月25日（或26日）专门向毛泽东辞行，谈话大意是：总部来电要我们结束在延安的工作，最近将派飞机来接我们回国，我们特向你告别，并感谢你和中国同志对我们的关心照顾和工作上的帮助！我们没有什么可留作纪念的东西，只有自己备用的4支自动步枪，愿全部赠送毛主席，请派人前来提取。语言不多，干巴巴的。第二夭他们离去时，有3名女工作人员把他们送到机场。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前夕，1946年12月下旬，一天下午，毛泽东问我：“同‘远方’往来的电稿和密码等保存在哪里？如何管理的？”我回答说：“全部保存在我手里。”他令我全部销毁。我问：“可否清理一下，把最重要的文件挑出几份，妥善保管，行军时我自己随身携带？”毛泽东立郎回答说：“不妥！如果受伤或被打死了怎么办？你快去把那些文件全部清理出来！”我遵命回到办公室，刚刚把那一大包文件清理出来，毛泽东就跟着到了我办公室门口，并问我是否清理得彻底？当他确信全部文件都在眼前之后，便大致翻看了一下，要我立即烧毁。我就在门口的火炉里烧起来，而他也守候在一旁，直到文件全部化为灰烬才离去。我一方面为毁掉这些历史资料而惋惜，另一方面又十分钦佩毛泽东严谨、周密、万无一失的工作精神。此后，直到1948年，这方面的文字资料都没有保存下来。而且，据我所知，这类来往电文，从未在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会议上原文传达过，毛泽东只拣必要的内容融汇于他的讲话中。

    1947年6、7月间，当中央转战陕北到了小河，并在此召开会议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和西方通讯社异口同声地喊叫说：中共的陕北总部已被国民党军彻底捣毁；共军被击溃，死伤惨重；贺龙、江青等人被俘，解送西安；正在围剿流窜股匪等等。莫斯科对这些消息竟信以为真，立即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