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越的意见，微益公说道：“治民之官不用法，手里没有法律的审判权，如何治得了民，民怎么会听官吏的话？司寇大人是否暗藏私心，独揽生杀予夺大权，凌驾于某某之上。”

    共王听了司徒的话，也就没有多说，共王又征求司马的意见，司马单穆公单旗说：“司寇大人本乃司马下属官吏，现在已经名列典司五官之列，虽为最后末名，但已经很有地位了，怎么还想揽权，这民众如果团体闹事，你司寇有能力控制局面吗？到时不还是要动用军队，司寇永远离不开司马的支持。”

    共王已经知道后面的事情了，不必再去征询司空姬矩，以及其他常委人员的意见，共王考虑了很久，也觉得司寇伯俗父的司法变革虽然是好的，是有远见卓识的看法，但司法革命不是时候，时间点也不对，换届刚坐稳位子，这司法体制变革，一须经费，二须人才队伍的建设，从上到下，司寇部门最少新召大小司寇上万官吏，还有地方归属问题，司法单行体系，谈何容易！目前只能司法普及，政、法不分，仍由司徒官吏兼理狱讼审判。

    共王考虑叹息之后，批复：“司法法典正式颁布五年多，尚未真正落实下去，执行力至关重要，有法不依，等于无法，无法就无天，无法控制天下局面，待走完上通下达全面执行《新法典》之后，再考虑二次司法制度变法。贵在执行，号召全民学法，司法普及，治民之官就要用法治民，依法治民，法不授权不可为，从司徒治民之官开始。”共王也知道，政、法不分的弊端，治民之官行政官吏判案的“自行治理”的流毒无穷，可他作为王者，不得不从全局考虑，不得不从大局着手，放弃二次司法革命，沿着穆王的治民之官兼理司法体制推行穆王法典《吕刑》，共王唯一能进一步推行的就是司法普及，加强司徒官吏学习司法审判，加强审判监督制度。

    也由此可见，司寇执法不是单一部门，而是部门联动，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四个部门分工很明确。司徒下属吏官初审，由司徒下属正处级部门复审，裁决书上报司寇作终审判决，对大型案件，司寇将案卷上报王上，由王上审阅，王上只能减刑，不可加刑，这是原则，目的是防止误判，重判。这个司法三审制度化，已经早在穆王时期开始运行。

    对诸侯间的矛盾和利益以及纷争的刑事断狱，由三公之一人，司寇一人，加相关部门人员，共计五人公审断案，一人为私，两人为从，三人为众，五人为公，对诸侯之间的狱讼实行公审五人制度的确立。然后同样报司徒，司马，司空三个部门按照裁定实施执行。五官同审制度，从共王时期开始正式实施。目的是为表公平公正公义。

    时隔不久，共王召见司寇伯俗父，说了一段很经典的话：“司寇立法要‘变俗为治’，让你执行司法，要‘不求变俗为治’，你要成为真正的不俗父，这个俗字，不是真俗，也不是不俗。”（don’t    you    ko?）

    共王说的这个俗字，还包含另一层意思，民俗问题，涉及到民族民俗问题，尽管穆王要求不求变俗而治，但周王朝的三部法典，《轻典》，《中典》，《重典》中，《轻典》多为变俗为治的法典，何能不谈俗？天下如此大，民族这么多，如何一概而论，如何推行三典司法？

    伯俗父司法体制革命算是没有成功，但不影响司寇的执法力度，伯俗父也因此在共王的心目中成为了司法观念上的分界线。尽管共王追求成为圣王，王圣须依法，可伯俗父的司法改革方案被共王搁下，这一搁下就是一千多年，时到唐朝李世民才采纳这个“伯俗父司法革命”中的小部分内容，三千年后，直到民国二十四年，司法部才全面在全国各地遍设法院，实行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级三审制度，后世已经完善到司法专业四级三审制度，做到了行政不再干预的司法独立尽职尽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