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吃肥肉了，谁的口袋里有五块十块钱，那是个大富翁，我们谁都想斩他一刀，千方百想把他的钱挤出来，祭一下我们的五脏庙。唉，那种生活，只比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要好上一丁点。”

    经过这一年的苦熬苦斗，周国允不但没有被压垮，而且奋斗出来了。不仅他的队伍扩展到了140余人，而且他也从外行变成了内行。当宁夏又要兴建火车站工程，中心跨度足有30多米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对甲方说，行，由我来承包，我保证完成任务！

    最先到宁夏跟着周国允干的五六十人的队伍，不但没有散去，趴下，反而一个个都变得有出息了，他们成了后来周国允公司的骨干，成了像楚霸王那样的江东弟子。现在，有些人当上了总公司的副手，有的当上了分公司的经理，还有的是工长，再不济的也是班组长，每个人都有一身技术在身，一个个都可以独当一面。

    当周国允回忆起那段日子的时候，他说：“说真的，我对那个逃跑的老板，对那个愿意承包给我活计的老总，我是心存感激的，要不是他们一挤一压，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不会有现在的出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成就来。板荡识英雄，我虽然不是英雄，但出于草莽，没有这种千锤百击，我成不了气候！”

    好马再吃回头草

    1987年，他带着他的这支队伍，再次来到了北京。

    在他的潜意识里，觉得还是北京的市场大，活计多，可以施展他的抱负。当然，到他第二次出现在北京城里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吴下阿蒙，而是一名精明强悍的施工队队长了。

    他首先进入的是北京市乡镇企业局办公楼工地。

    已经开了窍的周国允，这次一开始就从队员的思想教育入手，从转变观念入手，一边施工，一边整顿队伍。针对工人文化素质低、专业技术差、生活散漫，只知道干活挣钱的状况，开展“爱党、爱国、爱首都”的思想教育活动。鼓励队员们学政治、学法律、学文化、学技术，不但他每次集合时都讲，而且给予一定的奖励。有时他专门搞一些义务劳动，即不要任务报酬的劳动，告诉大家干活不仅仅是挣钱，还是一种奉献。渐渐地，这支队伍有了变化，从过去的“旧五多”变成了“新五多”，即过去是到处闲逛的多，现在是读书看报的多；过去是聚堆喝酒闲聊的多，现在是自学技术的多；过去是说粗话脏话的多，现在是讲文明礼貌的多；过去是吵架斗殴的多，现在是团结互助的多；过去是违反规定被处罚批评的多，现在是涌现出来的模范班组多。

    当然，这一过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段，并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但是由于周国允在深层的意识里有了一种打造一个钢铁团队的想法，认为在北京这个“天子脚下”工作的团队必须有“进了北京门，做个北京人”的首都人意识和首都人觉悟，并且一直如此要求自己的团队，所以这个队伍在今后的任何时候，都表现了仗越难打，队伍越硬朗的战斗作风。如果要和一支军队进行横向的比较，他就是想要把自己的队伍塑造成一个“硬骨头六连”式的青年突击队。

    周国允接手的第二个任务是苏州桥的一个工地，这里的住房卖得特别火，有一座5万平方米25层的大楼房子还没有盖好，买房的户主已经把房款交上了。因此房地产商急着想在年底封顶。但由于干活的施工团队不争气，老牛破车似地慢悠悠地拉车，被甲方辞退了。于是老板问周国允干不干？说如果他能够按时完工，就发给他们100多万的奖金。

    周国允拍了胸脯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事实上周国允做到了，工期也提前了几天，但是老板却反悔了。

    人的心情是会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变化，找到周国允的时候是老板急于求人的时候，现在大功告成，得付工资了，老板不急，周国允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