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以来的书法家，没有不善于使用墨的，能让一种神光活色浮在纸上，主要是由于墨的新旧浓淡、用墨的轻重缓急，这些都有传神的意念运行于其中，所以才能使光泽常新。

    在强调看、读、作、写四方面同行并进这一综合性的基础上，曾国藩又将实践性引入读书的方法论之中，这就是他一再地，反复地强调的有恒。他不仅给自己制定了每日必做的课程，并将这一课程在信中告诉给弟弟们；他要求儿子看、读、写、作每天四方面一样都不能少。他还用“耐”字诀来解释有恒，强调：一句没有弄懂，就不看下句；今天没有弄懂，明天再接着读；今年不精通，明年再读。他甚至将这种有恒强调到一种极端的程度：不能因考试在即，就将未看完的书放下；必须从头至尾，句句看完。因为他懂得读书有成，需要日久年深的功夫，需要持之以恒的习惯。

    至于曾国藩的读书境界，其实也是由方法而来的。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信中，提到朱子教人读书的方法在于“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关于虚心涵泳，曾国藩说得十精彩：涵者如同春雨滋润鲜花，又像清澈的渠水灌溉稻田。雨水滋润鲜花，太少了则无法浇透，太多了又会引起倒伏，不多不少才能使花儿得到水分的滋养；渠水灌溉稻秧，太少了稻秧就会因缺水而干枯，太多了又会造成涝灾，不多不少才能使稻秧茁壮成长。泳者，就像鱼儿嬉戏于水中，像人在水中洗足，程子说鱼跃进水潭，活活泼泼。于是曾氏得出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结论：善于读书的人，必须把书看做水，涵之泳之。涵泳二字具备方法与境界两种内涵，涵字是方法，泳字则是境界，而二者之间又存在天然的联系，只有涵字当头，才能抵达泳境。其实即便是涵字，也应该是在具备了相当的基础以后的事情，因为学习需要借已知克未知，在已知所提供的基础上，调动认知、理解、感悟甚至审美等全部心理能力，直到将未知彻底浸透甚至淹没，如同在足够而适量的水中游泳一样，才会进入自由灵动的化境。

    三

    毫无疑问，曾国藩的做人一定程度上基于他的读书。读书引导了他的做人，规范了他的做人，即便现实人生的世界再诡异莫测，曾国藩不得不随时调整自己的做人方略，甚至不得不违心地降低一些做人的标准，但总体而言，曾国藩都没有穿越读书所赋予他的人格底线。

    通过读书，曾国藩确立了内圣外王的做人理想，对仁心与礼制这两个礼学的核心命题悟之弥深、行之益慎，而且，始终将它们落实到经世致用的轨道之上。

    考察曾国藩的经世致用，可以从国、家（家族）、私（小家庭）三个层面入手。国，是他为臣为官的履职层面；家，是他为子为兄的尽责层面；私，是他为夫为父的表率层面。至于他的社会应酬、人际交往可大抵划附到这三个层面之中。曾国藩内修仁心，外行礼制，而所行的礼制绝不仅限于国的层面，如同他将内圣外王的理想落实到普通百姓的庸常日用中一样，他的礼制也从国的高端走出，降至家族，再降至家庭。而礼制之行的动力，则源自他终生不废所坚韧苦修出来的那颗仁爱之心。

    关于国的层面，我们不妨从他人生的低谷说起。因为只有低谷，才能真正检验出人的操守。

    我们清理一下曾国藩一生的功业。曾国藩一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位皇帝。自道光十八年（1838年，28岁），至咸丰二年（1852年，42岁），曾国藩作了十五年京官，其间的功业除了一次出京主持省级乡试，就是在侍郎任上给皇帝上折子，其中《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惹恼了咸丰皇帝，被“怒掷其折于地”，险些治罪。咸丰三年（1853年，43岁）至同治三年（1864年，54岁），曾国藩花了十一年多的时间平灭了太平军，官也做到两江总督，奉旨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赏加太子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