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侯爵。从这年的八月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62岁）三月去世，在不足八年的时间里，曾国藩赴山东征剿捻军因病未果；处理天津教案，却备受诟病；官位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间轮换，六十大寿时，御赐“勋高柱石”匾额；建成江南制造总局、奏请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综观曾国藩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恐怕莫过于面向西方的开放性举措，但就当时的朝政以及他个人而言，最辉煌的功业却是平灭太平军，即便前者，也是由于这一功业的垫底才有所成就。

    平灭太平军，是曾国藩人生功业的至高点，如同太阳行至正午，但是他的人生低谷却恰恰出现在这一阶段。

    反思曾国藩的成功，简直是一个奇迹。曾国藩身为文人，也许入阁为相才是他仕途进取的正常路径，不想竟掌军为帅；这也许还不算什么，他竟然平地创出一个湘军，正是依靠这支湘军平灭了煊赫一时的太平天国，以致于居然抵达无湘不成军的盛境；而且，还是在礼法森严的帝国体制之内，更是在身为汉臣无可逃避地被异族君主百般猜忌的困境之中。曾国藩的人生低谷正是由此产生，而读书所赋予他的外建王者之功的意志也恰是由此勃然而兴。

    鉴于薄俸制的弊病，曾国藩在自创的湘军中实行厚饷，但是这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实权。但是满清皇帝咸丰出于对汉人的不信任，何况曾国藩的逆鳞曾经深深地触痛了他的尊严，因此，无论曾国藩怎样需要实权，甚至越是需要，反而越是不授，迫使曾国藩只能以在籍虚衔的身份，艰难行事，诸如招兵、选将、购置武器，特别是筹集军饷，同地方实权派势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曾国藩被搞得焦头烂额，活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躁兽。正在这时，他父亲的去世救了他，他立刻上疏请求回家守孝，而且不等皇帝回复，便扔下军队，迳回湖南老家。皇帝当然不准，催他返军，他便趁机向皇帝倾倒苦水，以期得到皇帝的体谅，授予他实权。没想到，皇帝见太平军内部出现分裂，以为没有曾国藩也照样平乱，便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曾国藩一下子被晾在那里，他千辛万苦创建了湘军，重创了太平军，最后胜利的桃子却被别人轻松摘走，曾国藩越想越不是滋味，特别是这等千载难逢的实现外王理想的机会就这样与自己失之交臂，曾国藩实在是不甘心。但是君命难违，臣下只能接受，因为帝制之下，一切政治资源都被朝廷垄断，离开朝廷的任用，将寸功难立。曾国藩不止无力回天，更被抛进巨大的尴尬与遗憾之中。

    然而，恰是在他的人生跌落谷底、他的热望触及冰点之际，他的生命劲力反而被空前激发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读书，是读书为他的做人奠定了厚重而坚实的根底，借助这一根底，他的人生刚一触底，便立即引发巨大的反弹，曾国藩的精神世界就在这反弹中激射出灼人的光彩。

    尽管权力已经被咸丰皇帝剥夺，但曾国藩凭借尚在军中的九弟曾国荃而绝处求生。他将自己不能实现的理想全部寄托在九弟的身上，他重新打起精神，要将九弟塑造成另一个自己。尽管家中与军营相隔遥远，但是凭借来往书信，曾国藩对九弟进行了最耐心、最精心、最切实、最周到、最细腻的雕塑，他对九弟说：“精神愈用愈出，智慧愈苦愈明”，这一惟有曾国藩才会说出来的话，足以历千秋而不朽。前句隐含一个“奋”字，后句直陈一个“苦”字，这恰是他从程朱理学的诚意践行特别是从倭仁的顽韧修身中学到的功夫，如今却被曾国藩用来鼓励九弟高调做事，这着实抓住了外建王者之功的实质性需求，即精神必须砥砺不止，智慧更须勤奋苦求。可谓寄望至切，用心弥深。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高调虽然骨子里是曾国藩的精神之本，但越到后来，却越是被一种深刻的警惕与谦抑所牢牢约束，因此，曾国藩的昂扬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