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也就转变成沉毅慎行。而这种转变，发生得那样急促。

    曾国藩于咸丰七年二月初四（1857年2月27日）回家奔父丧，至咸丰八年六月初三（1858年7月13日）接到出办浙江军务的圣旨，其间历经一年零四个月的赋闲生活。世事如棋，因为太平军后来又重振声威，攻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朝廷又不得不重新启用曾国藩。

    重掌军权的曾国藩，早已今非昔比，甚至有了两世为人的意味。这是曾被君王闲置的结果，巨大的尴尬与痛切的失落，仿佛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将曾国藩这块生硬的铁熔炼成柔韧的钢。曾国藩变刚直为圆融，由高昂转低调。

    最堪玩味的是他对九弟的态度也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迅速调整。窥究个中缘由，是易经的盛极而衰的变易思想对他形成了深刻警醒。对于失而复得的高位，他倍加珍惜，能否再度失去，他更心有余悸，警醒之心加倍升级，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极点。他提出让人悚然心惊的话题：曾家目前正值鼎盛，却恰是面临险境：一是按日中则昃，月盈而亏的规律，曾家难保不趋向衰落；二是管子曾经说过“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意思是粮食装满了斗，须用木板刮平，而人若是满了则由天来刮平。由此，曾国藩形成了一个十分可贵的思想：盈满之时，不待天平，当预先自平，这就需要严格的自我谦抑。首先要畏知天命，譬如对待攻克南京、平灭太平军这不世之功，不存奢望，只能敬听天命。

    关于家族的层面，曾国藩投入的精力和关切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曾国藩做人不是以自身而是以家族为本位的。

    曾国藩对家族的责任感之深切，确实很难找到可以比肩的例子。我们发现，他经世的对象不止于国，不止于社稷，不止于天下苍生，家也被含概其中，成为他所经之世的组成部分。于是经世致用的理想与抱负被他引入了家族。曾国藩科考成功后，对家族所做的最费精力的一件事，就是代父亲教弟弟读书。夸张点说，曾国藩有一种很深的兄弟情结，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写给弟弟们的信中，他道破了原委：“我一生在伦理方面，只有在兄弟这一层上最感惭愧。因为父亲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教给了我，而我却没有能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全教给弟弟们，这是最大的不孝。”故此，曾国藩对弟弟的教育极其负责，甚至有些严苛。

    曾国藩对家做的一个重要决定，是让四弟主持家政，因为四弟读书不敏，但持家有道。由此，曾国藩在朝中做官，为曾家撑出了门面；四弟曾国潢在后方打理家政，为他解除了后顾之忧。但是问题也接踵而至。曾国藩在京收入甚低，但乡绅家庭的门面却使家中的开销一夜暴涨。因此四弟在家中，借着哥哥的名望想法生财。四弟为人本来愿意揽事，于是包揽词讼、助人逃税一类的事应接不暇，大把大把的好处费源源不断地收入囊中。曾家成为实至名归的当地望族，家中的仆人已增至十多名。后来，九弟曾国荃于军中捞肥，又几次将钱财运回家中，致使曾家真正地跻身豪门。于是，勤俭家风渐失，豪奢之习日盛，致使深谙易理的曾国藩忧心忡忡。

    于是如何规范家庭就被曾国藩早早地提上日程，自入京至去世，几乎写出了一千五百封家书。他首先羁勒四弟的出行。他告诫四弟乱世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他洞明世故，提醒四弟与官相处，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这种告诫与提醒自道光二十八年曾家翻身之日起，反反复复，持续到同治年间，历时达十五年之久。

    其次，他约束家中的建筑，针对九弟曾国荃和四弟曾国潢关于家中宅院、祠堂、书院乃至桥梁的建筑过于奢华、宏丽的问题，反复阐明自己的观点，即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一是考虑容易招人非议，更重要的难免被劫。他援引江西富户被焚的教训警醒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