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譬若以蚊而负山，盲人而行万里也，亦可哂已！盖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懑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仆则谓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绘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

    三代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问学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虽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咏，若伊、莘、周、召，凡百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没办法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

    古圣观天地之文、兽迮鸟迹而作书契，于是乎有文。文与文相生而为字，字与字相续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口所不能达者，文字能曲传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于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诸经以阐显之，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矣。

    三代昌盛的那个时代，圣君贤相融洽继承，道德中的精华深浸骨髓，至于寻求学问的风气则到达市井小巷，所以当时即便是猎捕兔子的山野之人，行走在汉水北岸的女子，都性情贞娴而能吟咏，至于伊尹、有莘、周公、召公以及诸如仲山甫这些人，他们的道德充沛文章精工，则更不用说了。到了春秋时期，王室恩泽衰竭，道德本来将要废止，而文章也大抵发生变化，故而孔子看到麒麟被捕获时说我的道将要走到尽头，被匡人拘禁时则说文章将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经》，昭明百代圣王的道德戒律，使之流传千世而不变，用心至苦，而事业则极其盛大！

    这是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写给刘蓉的信。刘蓉是曾国藩一生的同乡密友，还同曾氏结为儿女亲家，晚年做到陕西巡抚，因军事不利而免职归里。曾国藩写这封信时，还在京师为翰林院侍讲，而刘蓉则在原籍做塾师。

    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

    曾国藩写这封信是基于汉学与宋学相争这样一种学术背景。所谓汉学，是指在理论上崇尚原始儒学和盛行于东汉的古文经学，在治学方式上提倡“实事求是”，具有崇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特色；所谓宋学，并非泛指宋代学术，而是指宋代理学，以崇尚义理为其主要特色。自清初汉学与宋学就初步分化，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汉学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其后汉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