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从明白事理中表现出来，然后才能始终做到不屈不挠。倘若不明事理，一味专横，对其他人用大道理加以责备，到最后证明自己是错的，又不得不低头向人家道歉，此种做法是前强而后弱，与北京人所说的“瞎胡闹”一样。我也并非是不要强的人，主要是由于耳不聪目不明，看事不能看透彻，故不轻易发表意见。另外我们正值事业鼎盛时期，在朝为官，气势逼人，语言放肆，往往让人难以忍受。假如我们只倚仗强权势力，而不稍微收敛，手下仆从等人迟早非闹出大祸不可。

    沅弟左右：

    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

    初九晚接到的信，满纸骄矜之气，并且有许多荒谬的话。天下的事变化多端，道理深奥，人情难以通晓，天道也难以预测，而你写出这样一手遮天、狂妄无稽的言辞，不知究竟是根据什么？恭亲王的贤明，我多次见过而且常听人说起，但他行为轻浮、聪明外露，虽然智谋很多但主意时时改变。如果在京城住得过久，而远离圣上，只怕时间长了就难以令人满意。僧王带领的蒙古诸军在天津、通州的各战役中，都已尽了全力与洋人死战，又怎么会留有余力而不尽力作战呢？皇上又怎么会下令禁止他们死拼而有意命令他们不尽力作战呢？尽了全力却打不胜，皇上与僧王都只有仰天长叹而毫无办法。以前你多次来信都说应该重用僧王，现在不知你从哪里听到的消息，说僧王被皇上疏远，可我这里并没听说这方面的消息。

    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谦字存诸中者不可知，其著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禀明，径招三千人，此在他统领断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顺手。而弟等每次来信索取帐棚子药等件，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在兄处书函如此，则与别处书函更可知已。沅弟之仆从随员，颇有气焰，面色言语，与人酬接时，吾未及见，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至今饮憾！以后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谦字工夫也。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宜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

    当然曾国藩也并非一味的只讲谦抑而不讲刚强，而是强调刚柔互用。故此才有关于“明强”、“审力”、“将略”、“胸襟”等方面的极力倡导，甚至不厌其细地教弟弟如何对待降将。但就这一时期的基本格调而言，则是偏于畏和慎二字，他极力推崇的境界则是：花未全开月未圆。

    （同治三年四月廿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1864年5月25日）

    沅弟左右：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驯驭。投诚六年，官至一品，而其党众尚不脱盗贼行径。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刚强必须从明白事理中表现出来

    追求尽我们全力所能达到的目标

    沅弟左右：

    分兵北援以应诏，此乃臣子必尽之分。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令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