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官场应酬打点之用。曾国藩同治七年底进京，一路路费和生活费，在京中送礼所用，再加上带到直隶总督府的两千两零花钱，全系“小金库”中的钱，或者说是公款，并没有动用自己的“养廉银”。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同治三年他送乡试主考的钱，以及同治九年送给“小钦差”的“程仪”，也应该出自这里。

    曾国藩的养廉银则存放在布政使衙门，主要供自己家庭开支所用。同信之中，他交代曾纪泽说：

    八月二十六日，赵烈文又巡视了曾国荃的大营。他对比江南大营与湘军营地，得出结论说：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尔等进京，可至雨亭处取养廉数千金作为途费。”可见，曾国藩家人进京的路费是动用养廉，而不是小金库的钱。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曾国藩是怎么区别“陋规”与“养廉”的用途的。“因公”而产生的官场应酬，出自“小金库”。自己家人的生活日用，以及自己馈赠亲朋好友的钱，则出自养廉。方宗诚的总结大抵合乎事实：

    其下余若干（尔临北上时查明确数）姑存台中，将来如实窘迫，亦可取用。否则于XXX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

    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直督养廉银壹万五千两，盐院入款银近二万两，其名目尚不如两江缉私经费之正大。而刘印渠号为清正，亦曾取用。

    对于曾国藩“三不”的要求，曾国潢是这样回复的：

    当然是借来的。曾国藩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工资十分有限，但“边际效应”却相当大。一个人一旦入仕，就成了一支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新科进士翰林公，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在曾国藩点翰林之前，曾家尽力巴结，也没认识几个衙门里的胥吏。点了翰林之后，湘乡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称兄道弟，把手言欢。曾麟书被知府和知县尊称为“老太爷”，内心得意非常。

    不失信，不自是者，老兄或可稍不挂念。惟不贪财一语，有点靠不住。

    在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的信中，曾国藩对纪泽说：

    <er">第三节 不要钱的大帅

    对于自己身后的打算，曾国藩早有打算。他说，存在江宁布政使衙门的一万多两养廉银，“余罢官后或取作终老之资，已极丰裕矣”。

    内帘十二人共五百一十三两。

    第三项较大的花销是买衣服。

    ……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这样一支军队，谈什么战斗力呢？

    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两银子，用于还家中所欠。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

    至于养廉，则没有什么结余。在任总督的前几年，曾府内人口较少，每年花不掉的养廉银，曾国藩往往以之济助亲友，甚至素不相识之人，不做储蓄。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曾国藩身后没什么积蓄了。

    但到道光二十八年，曾家经济却出现彻底翻身之面貌。

    在个人生活上，只有一项，曾国藩比较舍得花钱，那就是买书。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接“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的下一句是“惟书籍尚思买耳”。

    因为“曾四老爷”朋友多，能办事，所以在地方上一呼百应，甚至有人请他入干股。十一月二十日信中说：朱岗轩“信死了曾四老爷”。“前四月在他（朱某）家吃酒，求弟合伙开当铺。”“昨夜又遣其脉侄婿刘四来，送官燕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