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梅哲等京籍人，更多的是外省，如古清生、庄晓斌、九丹、刘晴等人。无论家居何处，大家都面临着如何拓展生存空间的问题。

    迫于生计，鲁院结业后，我进入中关村的一份某中央机关办的周刊做采访部主任、首席记者。在中关村租房而居的日子里，我还结识了一帮流浪文人，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过着一种飘浮不定的生活。大家一碰面就喝酒，喝得半醉了借酒装疯胡言乱语，甚至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号啕大哭；直至真正喝醉了反而不言不语，挂着泪痕沉沉入梦。我的心是伤感的，在与现实颠沛流离与磕磕绊绊中，像打了层层补丁，将闪烁浪漫之光的部分裹起，原来流浪的路上，爱与温情都是易碎品。

    由于自己的不懈努力，默默无闻的我在北京，在新闻界渐渐小有名气。

    几年间，我先后在《科学时报·今周刊》、《首都公安报》、《文化时报》、《工人日报》、《京华时报》《法制日报》等新闻单位供过职。但我还是热衷于流浪，同时靠自由撰稿为生。

    那几年，全国各省市的各式各样的杂志虽如雨后春笋，但那些共青团、妇联、社科等系统办的综合性文化休闲类刊物，正常稿费标准一般在千字30元到300元左右，高的当然也有像、杂志，千字千元，好稿更高，多的每篇达到万元的。其他的如平时也向我约过稿的杂志如《深圳青年》、《打工》、《恋爱婚姻家庭》等，好的也有千字600元的。报纸稿费高低悬殊太大，高的除了有名的《华西都市报》，其他还有《南方日报》、《南方周末》、《楚天都市报》、《齐鲁晚报》、《济南时报》和《深圳法制报》等，我当时一般的稿子每篇可基本拿到500—800元的稿费。杂志只能一稿一投，而报纸对于好的新闻除了《华西都市报》外，可以一稿在每个省市发一家。当然有的稿费很低。我还曾经收到内蒙古一家报纸寄过来5元钱稿费——尽管太低，但总比那些发了你的稿子又从不给你稿费的好多了，就是你索要了，还不给你。也有人指责一稿多投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报纸新闻如果一个省投一家的话，我认为是很正常的，如果不投，让人家转载了，不但不给你稿费，而且连你的大名也给去掉了。我记得2001年间，广州某报接连从《工人日报》的头版头条上转了我两篇长稿，都没署上我的名字，稿费也不给。

    也许有人会说，卖文为生者也有买房买车的。有一次，我去剧作家吴霜家玩时，她对我说：北京的伊夫以前也是做记者的，后来他就独立撰稿，专写演艺圈子里的新闻，这几年早就发了，他不但开上了车，买了房子，还配上了秘书。如果你觉得在报社做记者不是很顺心，其实凭你的实力和军人的作风，你完全也可做一个自由撰稿人的。

    京城卖文为生者众生相早被许多大小报刊不同程度地报道过，他们的生活状态曾为国人所关注。在京城众多的自由撰稿人中，生活最为动荡不安，最令人心酸的，恐怕要数古清生和庄晓斌了。

    在京城，如果提到自由撰稿人的话，我相信谁也不会绕过古清生。尽管现在的京城又应运而生了许许多的自由撰稿人，但无论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还是现在，古清生都是一个代表性的作家。他是客家人，祖籍江西，出生于湖北大冶。曾从事地质勘探、宣传等公职，１９９４年辞职到北京从事职业写作。其以地质队员的姿态步入流浪写作，流浪、生命、写作融于一体，创造出奇特的充满个性化的行走文学文本。曾经出版长篇小说《追杀索罗斯》、《2038》及散文《黄河弯黄河长》、《漂泊京都》、《左烧烤右煨汤》等十几部。

    虽然我和老古同为大冶人，但我们直到1999年，我来京前往鲁院后才与他相识。早在90代初，古清生便从我们老家湖北大冶扛着一台386电脑来到北京，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卖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