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工商联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后如日中天。

    不管怎样说，即使困难重重，1978年还应该算是柳市个体户的黄金时期。穷困的人们如同一夜之间确定了人生理想。偷鸡摸狗的不务正业者学会了扎花圈，爱赌博的混混也有模有样地做起了摆摊的买卖。“八大王”之一的刘大源记忆中，“柳市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治安最好的三年”。可见，经济，这个日后被保守主义者一再指责为“导致道德下滑”的元凶，也是无形的道德规范者、社会秩序维持者。

    等来了政策

    温州人头顶上，是国家即将掀起改革大潮的政策。遥远却也可及，不过需要时间的层层传递。可是，另一方面，倘若没有温州人被脚下诸多负面因素所激发的种种创业激情，单靠政策的渗透，温州经济不知要慢下来多少节拍。

    据权威部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入5.95亿元。以温州700多万人口计1953年到1962年的10年间，台州与丽水地区大部分县属温州。，平均每人每年仅为人民币2.83元。因此，改革前的温州也是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1978年，温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3，远低于全国80％左右的比重。加之交通不便，距离其他发达城市距离较远，温州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有效辐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这些客观现状作为日后“温州模式”形成条件，日积月累，积淀下来。

    1982年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风声鹤唳，在这场全国性的斗争中，因私营经济而备受争议的温州成为重灾区。

    正如此，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签订契约，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才会十分风光地记录进中国的改革史。但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看，1956年5月，温州永嘉就已出现包产到户的端倪。当时，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目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矛盾和弊端后，与戴洁天一起悄悄试验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

    如果能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规划，胡成中会选择读完初中、上高中、考名牌大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人生没有假设，少年失学的他只能眼看着同学们背着书包兴致勃勃地上学而心里阵阵难过。生活总是贫苦不堪，又怎么能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呢？对于饭都吃不饱的人来说，读书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和浪费。穷则思变的冲动与遥不可及的大学梦无疑发生了不可扭转的冲突。

    00社会大环境的闭塞造成温州衰落，一个商贾云集之地，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中，沉闷数百年。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是前线，60年代是火线，70年代是资本主义黑线”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将温州作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政府决定“放进来，关门打狗”，将温州定为反帝反蒋的前线。随着国民党派遣的武装人员一次次登陆、空降，温州政治之弦，绷得比任何地方都紧。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温州发生过大规模武斗，当时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地方是武汉和温州。与武汉不同，温州武斗战火猛烈，死伤不计其数。武斗使温州粮食、水、煤、电全面紧缺，人心惶惶，所以流行民谣：“日昼无米，黄昏无被；工总、联总，有饭吃就让你总；日昼靠天光，黄昏靠月光。”20世纪70年代，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以四海为家闯天下，本是以防饿死的下下策，无意间挑衅了政治神经——全国人民都在朝八晚五、老老实实地上班，唯有温州人东流西窜地去赚钱，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黑线。，一句颇具诙谐的顺口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