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描写，显然是“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表现，显然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相去甚远。这样，在针对文化和文学的斗争方兴未艾的50年代，必然是在劫难逃的。

    为了配合“反右”，1958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集中发表了几篇火药味极浓的评判文章。处于头条位置的，是刘白羽的《秦兆阳的破产（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将表现出一种极其猛烈的斗争姿态：“批判秦兆阳这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是文学战线上一场深刻的阶级斗争。斗争再一次教育我们：只有彻底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我们与秦兆阳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一场根本不可调和的斗争。”秦兆阳作为“隐藏在革命内部的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显然已经成了一个必须清算的“阶级敌人”。1958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的“编者的话”说：“一年多以前，右派分子秦兆阳一度窃据本刊副主编的职位。他插上修正主义的白旗，在文艺界招兵买马，力图把本刊变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可是他看错了形势，低估了社会主义的力量。经过去年以来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这位‘大智大勇’的反社会主义‘英雄’终于落到了可耻的下场，他的全部罪行终于得到了清算。”

    正是在“反右派斗争”和“清算”秦兆阳“罪行”的背景下，宗璞的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严重事件，或者，不如径直说，成了一场不得不进行的“斗争”。

    1958年7月28日，在发表正好一周年的时候，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海燕文学社文学评论组召开了这篇小说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天翼和的作者宗璞。这是一个一开始就有了结论的讨论。这个结论不是来自于任何一个参加座谈的人，而是来自于那个时代本身，或者说，来自于那个时代的绝对权力和最高意志。

    为什么找了一些大学生来批判呢？这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大学生，而且它所表现的充满诗意的感伤，很容易打动那些同样年轻的心灵。《人民文学》组织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肃清这篇小说在大学生身上散播的流毒，就是要克服它“对读者的坏影响”。例如，年轻的谢冕就被深深地感动了，以至于在看过之后，曾特地到主人公江玫和齐虹定情的地方——颐和园玉带桥去凭吊一番，追溯他俩当年是怎样在这里定情的。汪宗之也说自己过去很欣赏的艺术性和风景描写，觉得很有诗意；认为齐虹踏碎红豆发夹的那段描写是作者高明的象征手法——把爱情悲剧安下伏笔。甚至对江玫的眼泪也很欣赏，也认为是写得又酸又甜，激动人心（《〈红豆〉的问题在哪里？——一个座谈会记录摘要》，《人民文学》1958年第9期）。

    在所有参与座谈的人员中，谢冕对的理解和评价是最宽容的，他试图为作者描写人物的情感的合理性和真实性进行辩护：“作者对于主人公江玫在爱情上的矛盾心理是写得真实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江玫当时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她一面憧憬革命，一面又留恋着个人主义极为严重、以致走上背叛祖国道路的情人；她热爱光明，但又不忍和黑暗彻底决裂（最后还是决裂了）。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同时，她正处于狂热的初恋中，也难于有冷静的头脑，心中充满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同前）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然而，“许多同志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他们“从作品中看不到革命力量在江玫身上的增长，以及她怎样战胜资产阶级感情而成为好的共产党员”。有的认为，江玫是“实际上是被歪曲了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如果把她塑造成批判的人物，倒有一定的意义”；有人认为，“作品宣扬了革命是残酷无情的，它破坏了个人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