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幸福；党性和个性是对立的、矛盾的”；有人则认为，作品没有不符合“生活的规律”，“作家必须高度自觉地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我们也正是首先以这个政治标准来衡量作品的。离开了这个前提抽象地谈‘真实’，必然要犯错误”。还有人说，“作者把应该否定的给肯定了，把应该丑化的给美化了。作者不仅美化了江玫，而且百般装扮粉饰堕落为祖国叛徒的齐虹。对于他的卑劣念头和罪恶行为不但没有表现谴责批判之意，反而通过主人公江玫的无限深情和依恋，显示他的‘可爱’”。最后，由作品而延伸到对作者的批判，“同志们在最后的发言中都一致认为作品中所表现的错误思想倾向，归根结底是和作者的立场观点分不开的。……作者用了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理解革命者，在革命的幌子下来贩卖资产阶级的货色，因此作品就在去年修正主义泥流向我们冲击的时候，充当了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角色。”（同前）

    面对如此猛烈的无情批判，宗璞除了低头认错，别无选择。她当场承认自己的小说“在读者中散布了坏影响，感觉负疚很深”。随后，她还在“书面的补充发言”中承认“自己思想意识中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在写这个小说时，自己也被这爱情故事所吸引了。……尽管在在理智上想去批判的，但在感情上还是欣赏那些东西——风花雪月，旧诗词……有时欣赏是下意识的，在作品中自然流露了出来。……宗璞同志最后说：是个坏作品，它的发表当然是件坏事，但对自己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它使我得到大家的批评和帮助，认识到自己思想感情上的重大缺点，认识到思想改造的重要。”（同前）

    从这些严厉的声讨和自责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文学规约对当代小说叙事的强大钳制，可以看到小说的内部伦理所面临的巨大压力。自由地按照人物的本来状况和客观的态度来塑造人物，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了。于是，真正的小说让位给虚假的小说，写人的小说让位给“造神”和“画鬼”的小说。中国的小说叙事进入了“假大空”的反文学时代。

    在小说的内部伦理被彻底瓦解的地方，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无论是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就卓有建树的耆宿，还是“新时代”崭露头角的新秀，都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宗璞也只能这样。所以，她说：“文化大革命已迫近，深感写作不自由，怎样改造也是跟不上，我决定不愿写虚假、奉命的文字，乃下决心不再写作。当时我在《世界文学》评论组任组长，以为可以从事研究，不创作也能活下去。”（《宗璞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6）

    对一个作家来讲，这样的活法，显然是无奈的选择，内蕴着无尽的悲哀。

    像许多被剥夺了写作自由的作家一样，宗璞再次获得“解放”，再次拿起笔来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已经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李建军撰）

    宗璞：《宗璞文集》（四卷本），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

    宗璞：《南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宗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宗璞：《西征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弗洛姆：，工人出版社1986年版

    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