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打声招呼，让他们别打枪。”

    老头犹豫了一下，朝战壕走去，国民党军认识他，没有开枪。不一会儿，老头转身招呼周北峰过去。

    周北峰来到战壕边，两个士兵端着上刺刀的枪，厉声喝问：“进城干什么？”

    “回家。”

    士兵将他带进指挥所，一个军官叼着纸烟盘问了半天。周北峰一听军官的口音心里叫苦不迭，原以为德胜门是傅系部队的防区，傅系的基层军官清一色全是察、绥人，可眼前的这个军官却操南方口音，显然是蒋系部队。

    那军官问不出什么问题，开始搜身，令周北峰将衣服全脱掉仅剩内衣，而那份《谈判纪要》正好缝在内衣里面，如果不是刘亚楼提醒，这会儿就出大乱子了。

    “行了，你可以走了！”那军官将所有物品扣下，“路边有地雷，走中间直达德胜门。”

    周北峰一回到家就挂电话给王克俊，报告已平安返回。几分钟后，王克俊来电话说：“总司令让你立即来，衣服也别换了，这里为你准备饭。”

    周北峰乘一辆有特别通行证的小汽车，径直开进中南海居仁堂。刚下车，正巧碰到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两人都很不自然地打了声招呼。显然，周北峰奇怪的衣着引起了特务的怀疑。

    傅作义和王克俊一见周北峰，便急切地说：“不是说签了个协定吗？快拿出来。”

    “不是协定，是《谈判纪要》。”周北峰解开内衣，取出文件。

    傅作义一看，脸色大变，不住地叹气，显然他不满意。

    “最后一条是必须于1月14日前答复。”周北峰提醒道。

    傅作义背着手在房中来回踱步，一言不发。王克俊和周北峰摸不准傅作义的心思，站在一旁不知如何安慰才好。

    “你先电告中共，已平安回城。”傅作义对周北峰说，“这份文件，过两天再说。”

    就在傅作义为作出最后决断举棋不定之时，绥远省主席兼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来到了北平。邓宝珊和马占山在关键时刻为推动傅作义迈出最后一步起了重要作用。

    傅作义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他对两位义兄说：“我们过去一直与中共为敌，现在响应和平解放北平的号召，可以受到宽容和优待，这是战时政策，会不会是一种权宜之计呢？将来成立了政府，会不会老账重算，把我们作为战犯或反革命分子而加以惩办呢？”

    邓宝珊在抗战时与延安来往频繁，他说：“我认为中共是可以信赖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个人得失进退当在其次，北平有几千年的文物古迹，经不起战争蹂躏，否则我们便是千古罪人。”

    傅作义听了此话，不住地点头：“我以前担心的是将士们的前途。他们追随我多年，沙场征战，满腔热血，在此危急存亡之时，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否则，将士们心寒啦！”

    “察、绥将士的利益与整个民族利益相比，有若河伯见海若，宜生当有大海之胸怀，舍小节而取大义。”邓宝珊进一步开导道，“宜生若当断不断，不仅北平古都要毁于战火，十几万察、绥将士也将玉石俱焚，到那时再来谈他们的利益就追悔莫及了。”

    傅作义终于被邓宝珊说动了，决定派邓宝珊与周北峰一同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第三阶段谈判。

    此时，天津外围战事逐步升级，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不断来电请示对策。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答说：“正在与共军谈判，再等几天就有希望；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傅作义把天津防卫战作为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他希望陈长捷顶住解放军的攻势，使他在谈判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当年傅作义守涿州，就是打得奉军毫无办法，迫使张作霖父子不得不走和谈的路子。傅作义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