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从切尔尼戈夫到明斯克，最方便的路线是通过莫斯科。运囚犯也一样，不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要沿铁路线拉着他们经过普列斯尼亚。我在那儿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个时期。普列斯尼亚苦于人满之患，正在盖一座新楼。只有运送反间谍机关判处的犯人的直达闷罐列车沿着环城线路绕过莫斯科，它们恰巧在普列斯尼亚旁边通过，说不定在过站时还向它鸣笛致意呢！

    如果你是从外地到莫斯科中转的普通旅客，手里总归是拿着车票的，总归有希望或早或晚登上所需方向的列车。然而战争末期和战争结束后的普列斯尼亚，不仅被运到这里的犯人，就连最上头的人，就连古拉格的头头们，事先也说不出谁该往哪里去。监狱的秩序还没有像五十年代那样定型化，谁的档案上也没有写明途径路线和目的地。顶多有个工作上的附记：quot;严加警戒！quot;quot;只可使用于一般作业！quot;押解队的中士们把用散乱的细麻绳或者纸绳随便捆了一遭的装着监狱档案的破烂卷宗夹子一擦一棵地抱进监狱办公室的木头房子，胡乱地摔在书架上面、桌子上面、桌子下面、椅子下面，或者干脆扔在过道的地板上（就像它们的本主地横七竖八地躺在监室的地面上一样）。这些公文松了捆，散乱了和混淆了。一间、两间、三间房子堆满了这些一团糟的档案。监狱办公室的女秘书们--穿着花里胡哨的连衣裙的肥胖懒惰的自由雇用人员--热得汗流浃背，成天扇着扇子跟监狱里的及押解队的军官们调情逗笑。她们既不愿意也没有力量去翻腾这些乱纸堆。可是每个星期都要发出几次红色列车。每天还要用汽车运出上百号人到较近的劳改营。每个犯人的档案必须随人一同发出。这件伤脑筋的麻烦事谁来干？谁去把档案分类并且组配递解的批次呢？

    这种事情委托给几个派工员去完成。他们是从递解站杂役里头挑选的--这些人是一些quot;母狗quot;、或者quot;半带色的quot;。他们可以在监狱走廊里随意走动，随意进入办公楼。是把你的档案随手放进坏的递解批次还是费心劳神地找出你的档案以便塞进好的批次，这全要仰仗他们。（新进来的犯人打听出有一些恶劣透顶的劳改营，这个情况他们没有搞错，但是他们以为还有一些好的劳改营，那可是受骗上当了。不可能有quot;好的quot;劳改营，只可能在劳改营中谋求某类较好的命运，不过那只能就地去争取。）囚徒们的整个前途依赖着另一个跟他们身份一样的囚徒的态度。人们盘算着是不是该找机会跟这个人谈谈呢（哪怕是通过浴室服务员拉拉关系）？是不是该给他塞点东西呢（哪怕是通过财物保管员的后门）？--这可真不如听天由命的好。存在着这样一种捉摸木定的机会--一件皮外套可能把诺里尔斯克改换成纳尔契克，一公斤咸肉可能把泰谢特改换成银松林（皮外套和咸肉也可能白丢）--它徒然给已经疲惫不堪的心灵增加痛苦和不安。也许有人真的得到好处，也许有人真的换来如意的安排--但是最幸福的还是那些无可奉献或不愿为此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

    听天由命，完全排除自己对自己生活前途的意志，认识到预测吉凶非但无用而且很容易导致你走出将使你遗恨终生的一步。这可以使一个囚犯获得某种程度的解脱，使得他比较安详，甚至比较高尚。

    这样，当囚犯们横七竖八地躺在监室里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也高如山积地堆放在监狱办公室的各个房间里，而派工员们则是从容易下脚的地方取出卷宗。因此．一部分犯人要在这个可诅咒的普列斯尼亚恭候两三个月，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以流星的速度从这里一闪而过。由于犯人的密集、办事的匆忙、案卷的混乱，在普列斯尼亚（在其他递解站亦如是）有时竟然发生刑期替换的情形。五十八条的犯人们没有这种危险，因为他们的刑期，用高尔基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