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师生并行（费嘉就是在这段路上赶上他的），因此他学会了早到，尽量避开下午的上学高峰。当他发现通向办公楼的那条大路如“郊区的一所大学”中描绘的那样萧条寂静便稍稍放心。有时也有意外出现，一伙下课拖堂的学生从食堂里刚刚吃完了出来，大路上顿时变得喧闹不已。

    至于路上零星出现的行人则防不胜防。这还只是进入校园的情况。离开学校又是一番折磨，并且问题更加严重。他不得不与他的同事学生同行，甚至在一块站牌下等车，同上一辆汽车。王舒屏住呼吸，目不斜视，眼前一片空茫，在此半失明的状态中他方能体会到些微安全。

    王舒原本以为这不过是非常时期的一种特殊反应，时间一长会自然缓解。一个学期以后他发现自己毫无起色，对学校及其有关事物的恐惧竟然愈演愈烈了。他这样想：随着时间的增加他给费嘉写信的事传播的可能也将不断增加。就算开始时她为他保守秘密，时间一长未免松懈。她将此事告诉她的一两个密友，而她们有足够的时间传扬开去，最后弄得人人皆知。在王舒看来，此事的离奇可笑也的确是值得人们议论纷纷的。

    现在他唯一能做的是尽量少去学校，避免与了解底细的师生员工见面。费嘉所在班级的社建课程结束以后他要求不再代课。由于教研室内课时分配普遍不足，王舒不愿上课别人正求之不得。政治和业务学习他也常常借故不去。后来他托人开了长期病假，可以整天呆在家里了。即便如此他总得去学校领工资，虽说每月只有一次，他的精神负担还是很重。也许正是因为去学校的次数少了，他变得比当初更加敏感。就好像有什么总量不变，如果你不是分别承担的话一有机会就将加倍承受。

    这时学校里出现了不利于王舒的传闻，有人说他开病假做生意去了，也有对他的情况略知一二的，说他在家写剧本。总之没有人相信他真的生病了。他的同事以探病为名，上门探听虚实，校方也派了专人，去他开病假的传染病院调查。后来领导找王舒谈话，旁敲侧击，他们想知道他不愿上课的真实原因。这个原因当然是存在的，但王舒永远也不会说。也许他们对他给费嘉写信的事早已了然于胸，再这么做无异于戏弄他，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王舒避重就轻，坦言相告自己在家写作的事实，但他并不期望与他们和平共处。

    他完全不可能再去上课，一想到登上讲台面对众多的学生他就不寒而栗。多于每月一次去学校（拿工资）的经历王舒已无法接受。

    由于他的古怪表现，校方不禁要刨根问底，于是调查的范围和规模都进一步扩大了。王舒担心时间一长真相不免大白（就算目前他们尚不知情），因此他的反应变得尤其激烈。也就是从这时起他下定决心要离开任教七年的学校的。

    本来，他继续留校的可能寄托于费嘉毕业离校的前提上。她的离去将带走有关他的秘密—一假如她尚未泄漏的话。距费嘉毕业还有一年，王舒原指望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自己也能平静下来，可现在校方逼得那么急，使他完全没有喘息之机，况且夜长梦多。而且费嘉一走，他留在学校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事情就是这么荒谬，费嘉的存在使他心惊肉跳，而她一旦离开他也无意久留了。王舒后悔自己没能及时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院长办公室里他们向他指出两条道路，供其选择。一，专注于本职工作，以校为家，同时放弃文学创作，至少应限制在业余爱好的范围内，不能因此而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包括备课讲课、必要的政治和业务学习）。二，如果王舒的兴趣在别处，他们也不强求，只好请他“另谋高就”了。听着他们对自己的宣判王舒不禁欣喜万分，表面上却不露声色。他借故与学校领导大吵一架。这一架吵得空前激烈和声势浩大（使平时无声无息的王舒在当年同事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